10月19日，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出席2019年世界VR產業大會時宣布，中美新一輪經貿高級別磋商在諸多領域取得實質性進展，為簽署階段性協議奠定了重要基礎。
“截至目前，雖然美國不斷加大征稅砝碼，從最初的500億美元、600億美元、2000億美元到3000億美元，但是這些關稅并沒有完全落地，因而，中美貿易摩擦的稱謂更加合適。”在近日舉辦的浦江養老金融夜話上，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復旦大學特聘教授黃奇帆認為，若一旦貿易戰開始，不僅僅有關稅戰，隨之而來的還有壁壘戰、中美貿易關系脫鉤、匯率戰、金融戰、長臂管轄戰等，面臨的情況將更加復雜。
在黃奇帆看來，企業應對中美貿易摩擦應該打好五張牌：市場是王牌，產業鏈是王中王，金融業是盾牌，補短板是關鍵牌，開放是永遠的底牌。
從市場角度來看，黃奇帆認為，中國年度進口額達2萬多億美元，未來15年將有30多萬億美元的采購能力。此外，中國一年的服務貿易額達到7500億美元，未來15年將增加到8萬億美元。預計未來15年，中國進口商品總額和服務貿易額將分別超過30萬億美元和10萬億美元。若丟掉中國市場，則將丟掉最大的潛在市場。
“50年前，國際貨物貿易大多數是成品貿易，一旦加征關稅，產品成本增加會導致不能出口，產業鏈就隨之斷裂。”黃奇帆指出，現在，70%以上的國際貨物貿易為中間產品貿易，即上百個企業在幾十個國家生產成百上千個零部件，然后運到一個國家組裝成產品，再銷往全世界。一般來說，跨國公司在全世界擁有上千個供應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體系。若美國舉起關稅大棒，看起來好像是打擊了對方，但對方50%至70%的產業鏈又和本國息息相關。
黃奇帆表示，中國雖然只有1500億美元可以加征關稅，從數量上不能與美國抗衡，但會對美自身造成影響。相反，中國從美國進口的糧食、飛機、天然氣、原油等并沒有形成產業鏈，因而中國征稅對美國的傷害可能更大。
“一旦發生金融戰，金融系統不受沖擊是核心和關鍵的一環。這就需要按照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去杠桿、去泡沫。”黃奇帆強調，應對金融戰、匯率戰、長臂管轄戰等，我們也需有相應的反制措施，比如推進人民幣逐步國際化、促進跨境人民幣交易與兩國間的貨幣互換、推動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等，還要引進更多的外資金融機構。
“目前，我國創新驅動的關鍵在于基礎研發投入不足，亟須彌補科技領域短板。”黃奇帆介紹說，2018年，美國研發經費為4765億美元，中國排第二位，為3706億美元，日本排第三位，為1705億美元。在中國投入的3706億美元中，僅有5%投資在核心的基礎高科技研發方面，未來應該更多投入到科技領域。
《2018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顯示，2018年，中國基礎研究經費投入占比持續偏低，基礎研究經費為1090.4億元人民幣，首次突破千億元大關，占R&D經費比重為5.5%，與上年持平。此外，企業依然是科技經費投入主力。2018年，我國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投入的三大主體，企業、政府所屬研究機構和高等學校的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分別比上年增長11.5%、10.5%和15.2%，企業依然是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增長的主要拉動力量。
黃奇帆還認為，中國需用更大的開放化解中美貿易摩擦，爭取與其他國家和地區建立更多的自由貿易區。
“開放是永遠的底牌”。黃奇帆指出，與此前相比，中國對外開放呈現五個新特征：
一是從走出去，以出口導向為主轉變為既鼓勵出口，也鼓勵進口，出口和進口雙管齊下、共同推進。
二是國家不再一味地靠引進外資，改變原來的引進來為主的國際投資交易，既鼓勵引進來又鼓勵走出去。
三是中國的開放不再是沿海地區先行開放、中西部慢慢跟進的模式，而是東中西部地區同步開放，設立18個自貿試驗區，實現沿海、中部和西部全覆蓋。
四是堅持全方位、寬領域、多渠道的開放，不僅僅局限于工業、商貿、建筑業、房地產領域的開放，我國的服務業、服務貿易、金融、公共服務、教育、衛生、文化等領域的全面開放，再過幾年，我們會迎來開放帶來的增長、增量、投資。
五是中國融入世界已經不是過去簡單地適應世界貿易規則和世界經濟秩序，而是既融入適應，同時又參與改造或者制定新的國際規則。